我们的青春啊

       南加春早，立春的時節已經很有春天的光景了。前幾日發現Village裡面的古書店Second Story Bookstore因為金融危機的緣故，開不下去了，二五折扣，跳樓甩賣。記得07年來的時候，當地的報紙還報道這一爿小書店的重新開張，說是書店先前的老闆退休，找不到人接手，怕開了二十多年的古本書店在這個小college town斷了文脈。一個和我同年的搖滾青年Kyle Hernandez 肯接手，書店在07年的11月又重新開始營業。誰知道，經濟不景氣，終究是開不下去了。

        這一爿小書店倒真的是有不少好書，尤其是一套Charles Lamb的全集，某覬覦已久。眼見著他家書店從一月份打八折到六折，到半價，再到現在的二五折，實在是忍不住，衝進去拍了下來。一轉角又看見一套很古舊的英國全史，折扣后還不到50，也一起收歸己有。付賬的時候，隨便問這個搖滾青年，怎么不開下去了呢？他很無奈的擺頭，很多原因，個人的啊，經濟的啊……埋頭算賬的時候，很悵然的和我說，We are here for about 25 years……把書給我的時候，還特別交代Enjoy。經濟好的時候也不會有多少人看這些古書，雖然這個城市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有博士學位，更何況現在金融危機，這些古董怕是更沒人問津，倒是肥了某這個不相干的外國人。

        第一次在這個小書店買書，大概也是去年這個時候，沒想到，不到一年，就要倒閉了。真是無常。因為某自小有戀古舊的癖好，在天津讀書的時候，便長跑舊書店，買些難得舊書。現在學校的圖書館中文善本八千余卷，某浸淫其間，把這書蠹養得肥大，怕是現在只有明版的書才吊得了胃口。雖然圖書館亦有很多西文古書，終究不是自己的，看了也不解饞。倒是這個古書店，價格公道，書品也上乘，滿足了些許的收藏古書的癖好。前前後後也買了20本左右的牛皮金箔的華麗的西文古書。

       某一向有考據癖，買了這些西文古書，當然不免學著黃荛夫的樣子，考證一番。西方人古書收藏積之有年，網絡上信息也多。不考證不知道，原來竟花了很低的代價，買了好多寶貝，讀書人碰到這樣的事情，實在是最大的福氣。在此先挑一些吊一下看官們的胃口。

       第一本的收藏是1866年紐約D. Appleton & Co.出版的The complete works of Lord Byron。此書甚得吾心，封皮全部都是硬殼牛皮包裝，書頁的三邊端口都是金箔包口，光可鑒人。而且收藏了Byron的全部詩集，書中的版畫也很精美。更為難得的是，書幾乎和新的無異，只花了60塊的價錢就買下來了。alibirs上的賣家居然很舊很破的品相，敢賣到 210塊。

       第二本某頂喜歡的是一本1902年紐約Roycroft Shop印的Shakespeare's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這本書難得之處在於印得十分精美，模仿的是中古時期的印法，書的三邊端口也做成捲邊未切狀。書的品相極好，連書中的絲帶也完好如新。alibirs上的賣家同樣的書，同樣的品相，居然拍到750塊，不禁竊喜。

       第三套是本人現藏中西文書籍中最古老的版本了。是1771年印于Edinburgh的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George II ，全套四本，才花了不到50就拍下來。alibirs賣家同樣的版本，拍到797.50塊，狂喜！！！！

       最后一套是本人覬覦已久的Charles Lamb的全集，印于19世紀末期的The Life, Letters and Writings of Charles Lamb. Edited By Percy Fitzgerald With Portraits. VI Volumes. Enfield Edition 。幾次經過這個小書店，幾次忍住沒有拍下來，終於在最后掃地出門的時候花了65塊狠心買下來了。書收集了Lamb的全部散筆和書信，還有生平友好寫的紀念文章。這套書一共六本，幾乎全新，而且是Lamb全集的最好版本Enfield Edition，alibris居然拍到553.95塊，竊喜。其他還有Kant，Plato，Keats，Milton等人的書籍若干，還有從圖書館低價買來的classical scholar，拉丁文字典若干，這些書都是泯然眾人，按下不表。

      其實，藏書是癖，不能以價論，況且古書本來就是有價無市。這其中的玩味，哪裡是孔方兄所能了解的。只是借著立春的喜氣，和看官們分享罷了。

      又及，今天才關注起來圖書館樓下的古本書展覽。看到Pomona退休的老校長捐贈的1657年 的Biblia Sacra Polyglotta，倒是真開了眼。近日交差了好多文債，春日靜好，從此要安心看書，好好學經濟學為要。等找到相機再上圖吧……


      又又及，今日春雨，不免又在此书店勾留，买下来Renaissance in Italy,1901年伦敦Smith Elder印，alibris上卖到864.37块。还有History of France，alibris卖135。The Gentle Shakspere ,alibris卖到100。

应程大记者的要求，特意写一下吾华古典文学的简单读法。

某认为读古文，应该从诗经开始。诗经大概是中国最上古的文学了，而且其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怀而不怨的中正典雅，是中国古典文学最精髓的美学思想。诗经的读法，各有家法。近代以来的诗经皆是在朱晦庵朱熹先生的【诗集传】的讲法，动辄此乃淫奔之诗，理学家讲法，实在不可取。但朱子的诗序作得倒是很有读头，是一篇不错的文论。现存的诗经讲法只有毛诗一家，鲁、齐、燕这三家诗皆不存，另外【韩诗外传】读来倒也有趣。【诗经】分风、雅、颂。今人论诗，独以十五国风为尚，轻读雅颂。虽然从文学价值来看，街巷讴歌，来源于民间，生动活泼，对于时情和音韵的研究大有裨益，但就文辞而言，不如雅、颂华丽。本人尤其钟情【大雅•文王之什】，文辞庄丽，正雅之声。初读【诗经】，可以参考周振甫先生的【诗经译注】，还有程俊英先生和蒋见元先生注释的【诗经注析】。其他诗经讲法，参考闻一多先生的诗经讲义即可。诗经里面提到很多动植物名字，很多博物学家考证成册，左图右文，也是很不错的【诗经】伴读书目。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还有日本学者冈元凤的【毛诗品物图考】，都是很不错的读物。诗经真是先民浪漫的留影，吾华在上古就有此健康正雅的清新，实在是值得骄傲。

作为楚人，诗经读完，可以读【楚辞】。【离骚】如若可能，应该熟读成诵。不过【离骚】大多是楚地方言，拗口非常。可参考游国恩先生的【离骚纂义】，这是一本非常完美的关于离骚的书，考证翔实，可谓后无来者。一本楚辞，除了离骚以外，最应该读的是【天问】。四字一句，而且行文极富想象力，比西方的荷马史诗有过之无不及。游国恩先生关于楚辞的研究系列的书是最好的参考书目，其余可以适当参考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楚辞真可谓中国古典文学的奇葩。真为楚人骄傲。

读完这两本书，古文就应该有些功底，可以开始读【昭明文选】。之所以不选【古文观止】之类的蠢书，是因为这些大都受古文家们的蛊惑，选文实在迂腐之极，有些文章并不见得多好，而且点评极其蠢，拿金圣叹评点【水浒】的笔法来点评古文，佛头着粪。【昭明文选】的编选者昭明太子是一等一的富贵清华的人才，只有这样清秀而且富贵的闲人，选出来的才是好选本。现存最好的【文选】的本子是李善注的本子，不知道现在容不容易找到。本人认为唐以后的古文实在没有看头，文章还是汉魏六朝的好。韩柳以至桐城的古文，读来都味同嚼蜡，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把天下读书人的灵气都抹杀了。这与唐宋以后科举盛行有关，尤其是八股取士以后，文人的文章读来都很迂腐，只有淫词艳诗读来有些味道。所以读好一部【文选】，才有富贵清华的气质。文选烂，秀才半，此言不虚。但读文选有一个难处，便是汉赋居多，汉赋虽则美则美，无奈书袋太多，而且很多难字，读来会很费力，但如果真的通读文选，古文会提高好几个品格。读书人，品格最重要，老是在读【过秦论】之类的文章，甚至【师说】之类，品格很难提高。【昭明文选】几乎把中国的好文章都收尽了、此书不可不读，不可不熟读。

读完【昭明文选】，可以读【世说新语】。这本书清新可爱，耐读性是中国古代文学里面最强的，也是后世小品文的不祧之祖。读完【世说】，文字有清气，知道什么叫飘逸。【世说】最好的本子是余嘉锡先生的注本，周祖谟先生在给乃岳丈做序的时候，说先生在艰难时刻，每以注释【世说】为务，以砥砺士节，读之可谓泪下。这个时期，北朝的文字可读的有【洛阳伽蓝记】，黍离之感，而且文字雄奇端庄，不读此书，做文章就不知道什么叫庄严。这一时期文论方面的书，可读的有【文心雕龙】。读了这本书，就可评判文字高下，而且本书实在是文笔非常之好，字字珠玑，后世学术文章再也没有能写得如此有文采的。不是为本家人彰气势，这个时期，文笔最好的实在就是刘义庆和刘勰。

再往后，除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在黄州写的【前后赤壁赋】以外，天下已无文章。氏族制度的打倒，贵族的不存，门第的倒塌，家学不传，斯文也不传了。自此科举取士，天下书生做文章都有功利心，便没有文章了。

其余诗词以后有空再说，只是这里要反驳一个谬论。年少时读书，大多见到先贤们故作模样，说学作文当从左传始。左传的文笔实在算不了很妙，无非是注释断烂朝报的冗文。他们说读左传作文，无非做的是八股文罢了，算不了文章，左传的文笔和新华社的文笔相差无几。虽则说文史不分家，但史部来讲，除了【史记】的一些篇章有文采外，其余并无可能很有文采，文胜质则史。一般的史学著作，都以真实为主，不可能兼顾文采，况且纪实性的文字都不会文采奕奕。所以说作文自左传始，可以休矣。

最后隆重推出中国文章的最高境界【尚书】。可惜【尚书】不易读，只能放在最后。尚书才是文章里面最正雅的文章。其余【庄子】可读，唐以后无文章可读，除了【腾王阁序】和【前后赤壁赋】。词则清词甚于宋词。诸子中亦有不少文章可读，姑且存而不论，待下次有闲吧。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sunshine！

     08年，一场始于美国次级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间已经是09年，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正在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而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思考，还刚刚开始。无论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还是世界经济，这都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最显著的一次金融危机，起于青萍之末，未知止于何处。然而这于中国倒是一次新鲜的经验，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未有之变。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建设起一个现代的健全的经济体制，飞速发展。这次危机是中国经济崛起以来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第一次与世界如此息息相关。华尔街的金融泡沫从趾高气扬的金融精英手中波及开来，导致依存于外贸的珠三角大量生活在粉尘中劬劳的工人失业。经济学家在整理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的历史数据时候，我们毋宁相信，这一切，只不过是芸芸众生在不同的时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阳光之下，并无新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sunshine！)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学界的大佬们纷纷著文，投书立说，其中不乏很多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从一宏观的历史视野，分析迄自19世纪末期至今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力图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早在去年3月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Kenneth Rogoff与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Carmen Reinhart合作在美国国立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 上撰宏文(Reinhart, C and K. Rogoff, 2008)对自十四世纪中期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呆账至美国的次级债危机这八百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做一宏观的全景式分析。紧接着Rogoff教授的哈佛经济系同事Barro教授和Ursua教授亦在NBER上发表长文，分析自187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危机。伯克莱加大的经济史学家Eichengreen亦撰多文，从美元的历史地位的形成和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金融危机的角度分析过去种种金融危机给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思考。

汉家故事

      回顾中国经济，自秦汉以来，自成系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生产力，一直让欧洲人难以望其项背。明清以降，欧洲人开发新大陆，金银通货的供给急剧上升。然而这些金银通货最终都通过各种的贸易方式，流入中国不再流出，这让欧洲人即恨又怕，中国当时如一个无底洞，吸收着来自全世界的金银。这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乾嘉以后，银价下跌，物价上涨；伴随着人口的孳生，对中国经济影响极其深远。相关研究可参考中央研究院的全汉昇先生的诸多著作，全先生对宋元以来的银价和欧洲的价格危机及大量白银输入中国而带来中国物价的波动之类的话题的研究非常深入，值得宏观经济学家的关注。经济学教父Milton Friedman教授和Anna Schwartz女士合作的皇皇巨著A Mone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867-1960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从货币史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和经济学，实在是福慧双修的大功德，可惜现在还鲜有关于中国的货币史的经济学著作。抚今忆昔，我们中国又有怎样的汉家故事。

      参考民国二十七年（1938），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丛书之【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中颇有几篇何廉教授和吴大业教授对于中国在大危机中的状况和由于白银大量外流对中国所造成的货币危机的分析。中国1930年代以后，内战外战，内忧外患，学界疲于应付，即使是时至今日，也鲜有将这一段时期的货币史和经济史做一系统的分析。实际上这一段时间的中国，第一次较为完整而成熟的酝酿着现代化，无论是货币制度还是外汇制度，都在五千年的传统和现代的冲击中徘徊。而这其间波云诡异的历史变化，让人们忽略了其中的细节和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的对货币制度和外汇制度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的改革的意义。让我们姑且论之如下。

      时间拉回到1920年代后期，自1929年起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各大经济体都经历了严重的大萧条。然而，此时的中国因为其独特的货币体系从而维持着一种病态的繁荣。因为在20世纪初期，印度放弃银本位之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坚持使用银本位的国家。而自19世纪末期以来，墨西哥和其他重要产银区由于产银技术的提高，银货的产量直线上升，而金货的产量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趋势。因此自从19世纪末期，银货一直在相对金货贬值。尤其是自1924年以后，世界上各国金银货比价急剧上升，银价下降，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当时的经济不光受各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和外汇存货的影响，还受金银比价波动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一种畸形的外贸和金融格局。一个还处在传统农耕社会的中国，在这样一种现代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一种极其不利的地位。由于货币制度的落后，遭受着双重的不稳定性。根据吴大业先生所写的【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由于1929-1931年期间，各国物价上涨的比例和通货膨胀要低于银价相对金价的下降幅度，所以中国在各国出于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由于银价的急剧下降，反而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本币由于坚持使用银本位，在1929-1931年这期间，出现相对贬值。而且在1928年前后，由于北伐成功，全国获得暂时的安定，各大工厂增产。因此自1928-1931年，全国出口急剧增加，而且由于本币相对贬值，进口减少，积累了大量的出超。依据吴大业先生文中提供的数据，当时全国库银从1928年的1400万圆增加到1931年的45000万圆，以至于上海的货币流通有相当的剩余，物价上涨，利息率下降，国内市场虚假繁荣。中国的经济便是在这全球大萧条的时候，维持着一种病态而畸形的繁荣。

      然后当1931年以后，英、美、日等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世界经济大国纷纷放弃金本位，而且实行强制的纸币贬值政策，与此同时，银价下降比例放缓，相对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纸币贬值的速度，因此，老迈的中国在获得一息喘息之后，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又重新开始了悲惨的运道。因此自1931年以后，中国的出超减少，并且由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在这一轮国际金融改革中，处于绝对劣势。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于1933年12月21日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乃至历史的发展运程，带来了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33年，罗斯福总统本于经济大萧条的前车之鉴，在世界各国放弃金本位的时候，决定大量收购白银，将白银作为存货，期企消除银货作为货币通货的一切可能，一切白银将收归国有。但这一法案，遭来了白银产业主的强烈反对，政治上有巨大的压力。最终以政府给白银业主巨大的短期补贴，方才在国会通过此法案。然而这一法案的通过给中国的货币制度和历史的发展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而美国政府补贴白银业主，大量高价收购白银。银价从19世纪末期的下降到1930年代初期，下降幅度减少，并有增值的趋势。而因为美国白银价格高于中国，作为中国唯一货币通货的白银大量从上海流入美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货币危机。在1934年3月，中美之间银价的差价已达5%，中国的通货急剧减少，货币紧缩，物价下降，经济不景气。然而5%的差价，已经使白银出口管制形同虚设。银根紧缩，万般无奈之下，迫使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短期内改变几千年以来的依赖白银作为通货的国民习惯已无可能，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通过兑换法币办法，在中国银行等四大国有银行的协助下，发行纸币，取消银本位，是为现代中国第一次的货币改革，企图挽回货币危机的影响。当年发行法币4亿5千7百万元。然而由于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无法应对货币危机，加之1937年后和倭人开始全面抗战，战争连年，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法币发行从1937年的14亿上升到抗战以后的5569亿，再到1948年8月19日的604万亿，恶性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中央政府的信用已经无非维持，只好再度推行货币改革。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和黄金直接挂钩。然而迫于国内内战形势，当时的中央政府绝无可能继续维持纸币的信用，物价飞涨，兵败山倒。1949年7月2日，败退到广州的时中央政府发行银元券，取代已经形同废纸的金圆券，只至1949年12月8日，时国民政府从成都完全撤离败退到台湾。（注：此处只列宏观的数据和叙述，可以参考当年沪上名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的生活】，给人以一感性和微观的体认，是中国近代币值改革的一本非常好的写实资料。）中国的第一次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此后，1950年初大陆和台湾当局分别发行货币，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翻以前一切币值，推行新台币改革；大陆在1940年代末期发行的人民币的基础上，于1953年推行新版人民币，从此，中国第一次慢慢确立了法币，而不再依赖白银作为通货。

      关于这一段时期的货币改革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陆学界鉴于意识形态的忌讳莫深，鲜有深入研究者。英文学界，倒是有很多非常突出的研究。首推Dr. Milton Friedman。弗翁是第一位从货币制度和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1930年代至195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大佬。弗翁不仅于1992年2月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专文（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分析罗斯福氏的白银收购法案对中国1930年代到195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还意味深长的指出，白银收购法案对于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至少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同年弗翁在纽约出版的书中（Money mischief :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也在第二章专门论述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对中国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其与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关系。弗翁的确睿智通达，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如若不是那一次疯狂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另一种可能。

      而与此同时，1936年，就在中国进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的时候，刘大中先生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国土大量沦陷，处在沦陷区的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与处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已无法达到令行禁止，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无非正常执行，中国自法币改革以来实行的官价汇率已无法维持。沦陷区的扩大使得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大中博士在1941年6月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发文，整理中国的汇率问题，拳拳报国之心可殷。刘大中先生1965年在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的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此书亦是研究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问题的重要著作。刘大中先生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其学生Robert Engel后来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是后话。

     另外还有张嘉璈先生1958年出版的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张嘉璈先生从1910年代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直至1930年代法币改革时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的金融界大佬。其对于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时期的金融制度了如指掌，一直作为主要当事人参与其事。1950年代在洛杉矶Loyola University教书，虽然执掌中国金融业30余年，两袖清风，力行中国的法币改革。在美国仍然清贫如也，因此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资助下，完成了这本比较早的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著作。加之事情大多亲历亲为，是一本非常可信的资料来源。未知张先生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做何感想。一生心血皆付之颓唐，其亲手主导的货币改革失败，那一代的经济学家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说到这里，不免引入下一个话题。

微臣无力可回天

      1920年代先后有一批在欧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相继回国，不徒为大学讲师，亦参予国事，以全新的经济学理念为这一古老的中国出谋划策。其中杰出的经济学家先后有马寅初、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然而落后的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一些新的富国之论。何廉和方显廷在南开大学建立经济研究所，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何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顾问及财政部次长，又在1941因被政府当作替罪羊而扫地出门。其在自传中愤愤写到，蒋介石之流，脑子里没有任何现代理念可言，蒋只是把他们当作中世纪的幕僚。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式辉等在东北行辕复视行事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而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在1946年和蒋硕杰提出一套先进的国民经济计算办法管理宏观经济，苦于政府忙于战乱，无法付诸实践。真可谓微臣无力可回天，那一代最优秀的经济学人，学不能致用，坐见山河破碎，实在感慨。

其命维新

      时间流转到2009年的今天，一场自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金融危机卷土重来。西方学界近来多撰文分析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1970年大通货膨胀及Bretton Woods体系的崩塌，亦有攻击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息的货币政策，亦有分析美元是如何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过程，从而分析人民币是否有如此可能。现在活跃在经济学最前沿的经济学家，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是在1970年代前后受的经济学教育，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心有余悸，他们是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的见证者，出现通货膨胀式的经济危机是绝无可能的。这一次金融危机只能说是长期以来金融制度的弊病长期积累起来的一次发作，并不至于伤动经骨。正如Barro和Rogoff教授在他们各自的长文中所分析的一样，我们应当从每一次的危机学到新的东西，每一次危机当然有他的不同之处。

      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要好很多。我们现代人似乎都无法想象，在那场危机中，由于落后的货币制度，而如此的受制于人，出现如此畸形的经济结构。中国虽然现在俨然一经济大国，然而经济仍然脆弱。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资本项目的控制，经常项目的巨额结余，汇率的升值压力，内需的不足，人民币的弱势地位使得在货币上受制于美元，等等诸多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亦不能独善其身。其中尤其以美国对中国的横加指责和谬指中国人为操纵汇率为可恨，虽然这与70年前的货币危机相比，境况大为改观，但在外汇上受制于人，只能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平衡经济，亦是一种畸形。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魏尚进教授（Shang-Jin Wei）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Frankel, Jeffrey A. 教授2007年5月在NBER的第13100号论文稿中从经常项目占GDP的比例、外汇储存变化和货币的真实估差来分析中国的汇率政策，得出一个很显然的结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完全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和国会的政治压力，而非人民币真的被低估。因为中国自2005年以来，奉行有效汇率，维持一个加权均衡的汇率。虽则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开始浮动以来，对美元汇价一直在上涨，但中国的有效汇率一直都维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水平。与70年前的美国政府有异曲同工之妙，自从2005年以来，迫于美国国内压力和对攻击中国对美国倾销的错误批评，美国财政部一直不遗余力的对人民币施加压力，乐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一路飙升，加之近来的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广东和江浙一些出口型企业终于不堪其负。由于生产成本攀升，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量的外资撤退。中国长期以来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外汇贮备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亦有通过货币升值，减轻通涨压力。虽然中国外汇储备现在高居世界第一，然而中国在国际货币博弈中力量甚微，并不对世界货币市场产生很大影响。人民币离世界货币还很远。严格的外汇管制导致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世界货币，亦意味着中国在外汇储备上要长期的受制于人。

     然而今天的中国，比70年前的中国将更有信心去应对这一场金融危机。睿智的学人总是能从纷繁的历史法相中道破天机，如Dr. Friedman将美国收购白银法案和中国的历史变革联系起来，此次金融危机所能带给中国的风险和机遇亦只是刚刚拉开历史的帷幕，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比70年前的懊恼和无奈，我们这一代学人更应该有新的命题。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使中国的经济成为一个健康平衡的机体，亦要思考如何在下一轮的国际金融和汇率角局中拔得头筹。我们任重道远。

華堂錦瑟動高吟

四年前的冬夜，正在聽昆曲【牡丹亭】的時候，同學突然走進來告訴我陳省身先生去世了。不由分說，買光了小賣部的所有的蠟燭，沖往新開湖邊，加入那燭光的懷念之中。當時的燭光，湖邊合唱樂團安魂曲的低吟，即使到今日，也還是有值得懷念的溫情和思念。時間真快，四年了，我懷念先生一併那溫暖的冬夜。

第一次知道陳省身先生是在高中的時候，看【中學生數理化】才知道的。當時陳省身先生還是Wolf獎唯一的華人獲得者。然而對於陳先生的學術成就，只能說是隔行隔山，到今日也是不甚了了。〇三年開學的時候，似乎是在開學典禮進行到一半，一輛白色賓士開到主樓總理像下，眾人簇擁出一位白髮的長者，侯校長介紹請南開傑出校友、國際數學大師陳省身先生勉勵諸生。這才知道，原來 陳先生在南開。記得當時太陽很大，老先生在烈日下講了很多，現在能記起來的就只有幾句。先是說希望同學們不要空喊口號，要踏踏實實的做學問。再就是講了 先生自己在南開讀書的時候，從家裡到學校，總是要經過海光寺。 先生回憶當時日本人很是耀武揚威，經過海光寺的時候不向倭人敬禮就要挨打，為此 先生總是挨打。之後大概就是說現在時代好了，希望同學們好好做學問，為國家出力。當時的印象除了濃重的浙江口音的官話以外，就是知道了 陳先生那一代人對於倭人的恨是發自肺腑的。至於說不要空喊口號，要踏踏實實的做學問，這一句簡單的話，我花了很久才慢慢領悟過來。

第二次見到 陳先生是在大概一個月後的一次講座。當時數學院請 陳先生做一個二十世紀微分方程的回顧。愚鈍如某，到四年前的那天晚上，才曉得 陳先生在二十世紀微分方程領域不祧之祖的地位。當時是數學院顧沛院長主持，一開始介紹又是一大串國際數學大師云云。還沒等顧沛院長講完， 陳先生就很不耐煩的大手一揮，“不要提什麼國際大師，在南開沒有大師，大家都是平等的同學，好好做學問就好”。講的什麼，我當然聽不懂，無非是看熱鬧去罷了。印象很深的是當時 陳先生在講到一個問題的時候說，“毫不客氣的說，二十世紀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的論文是我寫的”。講完後面對大家的各式各樣的提問， 陳先生循循善誘，一再和我們說，只要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好好去做，就一定能夠成功；還說做數學不用太有天分，當然了，腦子太不行也不行。

後來似乎在講座，或是范曾先生的畫展上見到過幾次 陳先生。最後一次則是在〇四年十月廿一日，葉嘉瑩先生的國際詞學會議上，所謂華堂錦瑟動高吟，實在是美好的回憶。文學院請了很多聞人，馮其庸，文懷沙，范曾，群賢畢至。輪到 陳先生講話的時候， 陳先生說平生愛讀義山詩，繼而釋【錦瑟】，說不是托慕女道士的隱情，而是李義山為自己的詩集做的一個序而已。這裡不打女道士的官司，按下不表。總之當時座上大都是無聊的吹捧浮誇和自誇，以至於葉嘉瑩先生說“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最有意思的是文懷沙老先生，東扯西拉，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先是模仿 故校長張伯苓先生的天津英語，再是拿 母國光老校長的名字開刷，吟了一首詞，又東扯西拉一堆，然後問不知 陳先生意下如何。 陳先生當即擺擺手，“我們老年人還是話少一點比較好”，讓文老自討沒趣。 陳先生走的時候，某和先生對視片刻，正在躊躇要不要打招呼，護工已經推著先生出了會場。誰知這是和長者的最後的一面。

某只是 陳先生蘭台說法時座下愚鈍懵懂的受眾，偶爾親炙謦欬，本沒有多少理由來懷念先生。只是覺得 陳先生曾經的幾句平淡的話，四五年的功夫，某漸悟出一些道理，長者，真正的學者就應該如此吧。突然又想起南開另一位陳先生，吳大任先生的夫人 陳（受鳥）先生。去年春天和樵蘇學長參加甲子曲社在 陳（受鳥）先生家裡最後一次的活動。走進東村的一個小平房，屋裡的擺設和清簡，當時真的被老一輩學者的清淡和安貧樂道所感動。

陳省身先生一生，聲名顯達，耄耋之年無疾而終，是神仙中人。記得是在 何炳棣先生的自傳裡或是哪裡看到一則八卦，說是何先生精通子平術，或是托當時臺灣的一位子平大師給陳先生算了一命，說是祿馬坐宮，富比石崇之類云云。總之，陳先生的一生是圓滿的。 陳先生駕鶴西游去古希臘尋找古典數學的美，他的離開，不應憑添我們世俗的悲傷。某之所懷念的是， 陳先生作為一個長者、學者，他們身上所具有的舊派中國人的平淡和真誠和他們幾句簡單的話給後學的啟聵。某這幾年漸悟出 陳先生那幾句話的哲睿和平淡。某近來轉益多師，自以為腦子還不算太不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慢慢的做些研究，一支筆，一張紙，一簞食，一瓢飲，足矣。一弦一柱思華年，四年過去了，新開湖的燭光恍如昨日。對於陳先生，對於南開，都有淡淡的思念，寫些文字下來，與諸君共勉。

旧书之于文人，总是不可或缺的。看郑西谛先生写在巴黎访旧书的文字很是憧憬，弥漫在塞纳河畔的书香大抵是诱人的。而周作人先生笔下的厂甸书市和旧京风情几历世事也大都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了。爱旧书只能算是一种癖，自然是不好轻易示人的。在南开呆了四年，眼见着就要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了。这四年读点闲书，认识点有意思的没意思的人，时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打发过了。然而关于旧书的癖好总是难以割舍的，姑且记点下来，聊作雪泥鸿爪了。

　　在天津这座平淡出奇的城市里面，偶尔也会在沮丧的现实中寻找出一些让人感动的东西。闲来无事时，我总喜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闲逛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一为寻访旧洋楼，一为寻访旧书，因为这二者后面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大一刚来的时候常去的是三宫。因为高中时在黄州的旧书肆里面受益不小，一来天津便四处打听这样的去处。去的时候先是去前面的牌坊处四处看看，颇有《桃花扇》里哀江南之感，“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细细的向耋老打听，才知道是李纯家祠。李纯字秀山，是江苏督军，当年的津门三杰，对南开的教育贡献良多。所谓秀山堂者就是为了纪念此公。和南开也算是有缘分的。据说三宫正殿的藻井是一砖一瓦从北京当年魏忠贤的府邸拆来的。

　　大一时几乎是每周都去三宫，冒着寒风从校区骑到三宫，赶集一般。其实，三宫的书大都在下品，与废品无异。然而，只要细细寻觅，总能在一堆废纸堆中寻找出好东西来，这种收获的成就感与阅读的快感总是激励着人在这蠹屑中寻找昨日的风花雪月和那些远去的故事。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这一套书就是在一堆蠹屑中邂逅的。大概是出于当时儒法斗争的需要出的书，因为李贽的书本来不会有很多人去读的，然而借着儒法斗争的关系，李贽作为法家人物居然得以大行其道。翻开书里面的序言，那个时代就若隐若现的明朗起来了。这些书里面铃印都极有意思，有福建某农场的资料室的藏书，有天津某小学革命委员会的，浮云变换，都一起在我手上聚齐了。

　　有时候买来旧书，却能在书上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或是笺注，或是主人的题跋，甚至是不经意中夹在书中的小物件，一起都和历史尘封在书里面了。曾经在1898年麦克米兰公司印的《纳氏英文文法》中意外发现一张民国二十四年的邮票，戳印河北沧县，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造像，木刻版。书中有很多关于英文学习的纤细的笔记，读来饶有兴趣。虽然是中学课本，但用的居然是原版书，可见当时的英文教育的方式还是很科学的。当时的中学生现在估计也到了耄耋之年了，谁又知道这书是怎么从前主人手里跑到我这来了。还有一本民国七年商务印书馆印的大学丛书中《治外法权》一种，封面记着一九五零年七月以旧书两本在天祥书市换来，重庆路50号史某记。书是一个留德法学博士写的，序言里提到深感吾国租界治外法权之可恶，发愿研究治外法权，拳拳之心，可为之动容。自从买了这本书后，每次骑车经过重庆路时总想寻找到50号，敲开门，门后面有个以书易书的史先生。重庆路还在，但史先生笔迹中提到的天祥书市估计已经无处可觅了。然而在旧文人的笔下，天津天祥市场似乎应该是一个觅书的好地方。张中行先生在《流年碎影》中回忆其在天津开滦煤矿任中学教员时从西南角坐电车去天祥书市寻书的经历颇有意思。买完旧书就转到天祥后面的山西面馆吃刀削面，卤好肉香，这也是乱世穷书生平凡的幸福吧。据说象藏书家阿英、黄裳、孙犁、康生都曾在天祥书市大肆购书。天祥书市渐渐的消失了，原来在劝业场旁边的天祥书市现在成了卖皮包的连锁店，据说到2005年时还剩下一个破门面，只是在天津四年去过无数次滨江道，居然没有发现过这个去处。

　　记得在三宫还买了《陈亮集》，《李义山诗集笺注》，《稼轩词笺注》，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是比较便宜的价格，而且都是那种很让人舒心的泛黄而干净的书页，比看新书的感觉都好。三宫曾经有民国名人书法展卖，居然看到有同乡先贤、民国时司法院长居正的条幅，终于因为经济的原因没有买下来。读书人因为客囊羞涩而与好书失之交臂，实在扫兴。我亦曾求之不得的书里面，大概有民国时中华书局出的《黄山谷尺牍》，影印本的《洪武御批集注金刚经》，还有一本冯其庸先生编的《吴梅村年谱》。记得当时三宫进门时有个卖假文物的老先生，还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号称是南开八三级的中文系毕业的，每周六都来三宫卖书，书都很干净，也比较好，价格也不菲，大概是那厮自己年轻时的藏书，现在拿来换孔方兄，人生到此凄凉，在此君处买了一本《圣经》。记得还有一个摊位上有很多很精彩的书法美术和宋版图书的影印本。一家有很多的辽宁出版社出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品种多，像张伯驹《春游记梦》之类难寻到的书都是在那买的。还有一家专门卖人民文学，中华书局，商务书的，半价，在那里买了像《石遗室诗话》之类平时舍不得买的书。后来三宫的旧书市场搬到连天大对面，再后来都关了。慢慢的就很少去了，也就渐行渐远渐无书。三宫现在是彻底关掉了。还曾经在三宫买了张民国三十年的静海县的地契，记录着寡妇领着寡媳卖了自家的房子的艰辛，总之乱世的种种不幸在这张地契里都归于平静，一起成了我的收藏了。

　　在天津三宫算是买书的一个最有意思的去处。另外，文庙曾经有段时间也卖旧书，不过大都很贵，一本残本的同治年间的皇清经解卖到二百多。鼓楼有个古籍书店，曾经有很多民国商务印书馆版的万有书库，价钱亦很合算。其余散在各处的好的买旧书的去处大都没有涉及，无考。买旧书的目的非在求石渠密庋，没有物质上的支持是很难成为藏书家的。一些简单的善本对于学生辈们当然是望洋兴叹的。访旧书只是求其中自得的意趣罢了。天津是一个文化不甚发达的城市，访旧书大都要经历一番曲折才能如愿，其中不仅有可人的旧书的稀少，其中书贾们种种生意上的手段也是不讨人喜欢的。读旧书也非是遗老遗少的气息作怪，只是喜欢那种审视前代故事的心情，更何况是以书为媒呢。买书的经历就好像总是在无奈和沮丧中可以寻找到些可爱的和感动的东西，生活不也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