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 [经世文抄]2009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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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sunshine!

         08年,一场始于美国次级债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间已经是09年,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正在一步一步的彰显出来,而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思考,还刚刚开始。无论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还是世界经济,这都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最显著的一次金融危机,起于青萍之末,未知止于何处。然而这于中国倒是一次新鲜的经验,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五千年来未有之变。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第一次建设起一个现代的健全的经济体制,飞速发展。这次危机是中国经济崛起以来的第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第一次与世界如此息息相关。华尔街的金融泡沫从趾高气扬的金融精英手中波及开来,导致依存于外贸的珠三角大量生活在粉尘中劬劳的工人失业。经济学家在整理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的历史数据时候,我们毋宁相信,这一切,只不过是芸芸众生在不同的时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阳光之下,并无新事。(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sunshine!)
     
          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学界的大佬们纷纷著文,投书立说,其中不乏很多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从一宏观的历史视野,分析迄自19世纪末期至今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力图从历史中寻找经验。早在去年3月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Kenneth Rogoff与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Carmen Reinhart合作在美国国立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 上撰宏文(Reinhart, C and K. Rogoff, 2008)对自十四世纪中期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呆账至美国的次级债危机这八百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做一宏观的全景式分析。紧接着Rogoff教授的哈佛经济系同事Barro教授和Ursua教授亦在NBER上发表长文,分析自187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危机。伯克莱加大的经济史学家Eichengreen亦撰多文,从美元的历史地位的形成和自经济大萧条以来的金融危机的角度分析过去种种金融危机给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思考。

    汉家故事

          回顾中国经济,自秦汉以来,自成系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生产力,一直让欧洲人难以望其项背。明清以降,欧洲人开发新大陆,金银通货的供给急剧上升。然而这些金银通货最终都通过各种的贸易方式,流入中国不再流出,这让欧洲人即恨又怕,中国当时如一个无底洞,吸收着来自全世界的金银。这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乾嘉以后,银价下跌,物价上涨;伴随着人口的孳生,对中国经济影响极其深远。相关研究可参考中央研究院的全汉昇先生的诸多著作,全先生对宋元以来的银价和欧洲的价格危机及大量白银输入中国而带来中国物价的波动之类的话题的研究非常深入,值得宏观经济学家的关注。经济学教父Milton Friedman教授和Anna Schwartz女士合作的皇皇巨著A Mone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867-1960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从货币史的角度来分析历史和经济学,实在是福慧双修的大功德,可惜现在还鲜有关于中国的货币史的经济学著作。抚今忆昔,我们中国又有怎样的汉家故事。

          参考民国二十七年(1938),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丛书之【中国经济研究】一书中颇有几篇何廉教授和吴大业教授对于中国在大危机中的状况和由于白银大量外流对中国所造成的货币危机的分析。中国1930年代以后,内战外战,内忧外患,学界疲于应付,即使是时至今日,也鲜有将这一段时期的货币史和经济史做一系统的分析。实际上这一段时间的中国,第一次较为完整而成熟的酝酿着现代化,无论是货币制度还是外汇制度,都在五千年的传统和现代的冲击中徘徊。而这其间波云诡异的历史变化,让人们忽略了其中的细节和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的对货币制度和外汇制度的第一次现代化尝试的改革的意义。让我们姑且论之如下。

          时间拉回到1920年代后期,自1929年起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各大经济体都经历了严重的大萧条。然而,此时的中国因为其独特的货币体系从而维持着一种病态的繁荣。因为在20世纪初期,印度放弃银本位之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坚持使用银本位的国家。而自19世纪末期以来,墨西哥和其他重要产银区由于产银技术的提高,银货的产量直线上升,而金货的产量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趋势。因此自从19世纪末期,银货一直在相对金货贬值。尤其是自1924年以后,世界上各国金银货比价急剧上升,银价下降,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当时的经济不光受各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和外汇存货的影响,还受金银比价波动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一种畸形的外贸和金融格局。一个还处在传统农耕社会的中国,在这样一种现代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一种极其不利的地位。由于货币制度的落后,遭受着双重的不稳定性。根据吴大业先生所写的【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由于1929-1931年期间,各国物价上涨的比例和通货膨胀要低于银价相对金价的下降幅度,所以中国在各国出于经济大萧条的时候,由于银价的急剧下降,反而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本币由于坚持使用银本位,在1929-1931年这期间,出现相对贬值。而且在1928年前后,由于北伐成功,全国获得暂时的安定,各大工厂增产。因此自1928-1931年,全国出口急剧增加,而且由于本币相对贬值,进口减少,积累了大量的出超。依据吴大业先生文中提供的数据,当时全国库银从1928年的1400万圆增加到1931年的45000万圆,以至于上海的货币流通有相当的剩余,物价上涨,利息率下降,国内市场虚假繁荣。中国的经济便是在这全球大萧条的时候,维持着一种病态而畸形的繁荣。

          然后当1931年以后,英、美、日等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世界经济大国纷纷放弃金本位,而且实行强制的纸币贬值政策,与此同时,银价下降比例放缓,相对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纸币贬值的速度,因此,老迈的中国在获得一息喘息之后,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又重新开始了悲惨的运道。因此自1931年以后,中国的出超减少,并且由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银本位的国家,在这一轮国际金融改革中,处于绝对劣势。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于1933年12月21日通过的白银收购法案,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乃至历史的发展运程,带来了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33年,罗斯福总统本于经济大萧条的前车之鉴,在世界各国放弃金本位的时候,决定大量收购白银,将白银作为存货,期企消除银货作为货币通货的一切可能,一切白银将收归国有。但这一法案,遭来了白银产业主的强烈反对,政治上有巨大的压力。最终以政府给白银业主巨大的短期补贴,方才在国会通过此法案。然而这一法案的通过给中国的货币制度和历史的发展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而美国政府补贴白银业主,大量高价收购白银。银价从19世纪末期的下降到1930年代初期,下降幅度减少,并有增值的趋势。而因为美国白银价格高于中国,作为中国唯一货币通货的白银大量从上海流入美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货币危机。在1934年3月,中美之间银价的差价已达5%,中国的通货急剧减少,货币紧缩,物价下降,经济不景气。然而5%的差价,已经使白银出口管制形同虚设。银根紧缩,万般无奈之下,迫使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短期内改变几千年以来的依赖白银作为通货的国民习惯已无可能,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通过兑换法币办法,在中国银行等四大国有银行的协助下,发行纸币,取消银本位,是为现代中国第一次的货币改革,企图挽回货币危机的影响。当年发行法币4亿5千7百万元。然而由于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无法应对货币危机,加之1937年后和倭人开始全面抗战,战争连年,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法币发行从1937年的14亿上升到抗战以后的5569亿,再到1948年8月19日的604万亿,恶性的奔腾式通货膨胀。中央政府的信用已经无非维持,只好再度推行货币改革。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和黄金直接挂钩。然而迫于国内内战形势,当时的中央政府绝无可能继续维持纸币的信用,物价飞涨,兵败山倒。1949年7月2日,败退到广州的时中央政府发行银元券,取代已经形同废纸的金圆券,只至1949年12月8日,时国民政府从成都完全撤离败退到台湾。(注:此处只列宏观的数据和叙述,可以参考当年沪上名医陈存仁先生的【银元时代的生活】,给人以一感性和微观的体认,是中国近代币值改革的一本非常好的写实资料。)中国的第一次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此后,1950年初大陆和台湾当局分别发行货币,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推翻以前一切币值,推行新台币改革;大陆在1940年代末期发行的人民币的基础上,于1953年推行新版人民币,从此,中国第一次慢慢确立了法币,而不再依赖白银作为通货。

          关于这一段时期的货币改革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陆学界鉴于意识形态的忌讳莫深,鲜有深入研究者。英文学界,倒是有很多非常突出的研究。首推Dr. Milton Friedman。弗翁是第一位从货币制度和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1930年代至195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大佬。弗翁不仅于1992年2月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专文(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分析罗斯福氏的白银收购法案对中国1930年代到195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还意味深长的指出,白银收购法案对于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至少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同年弗翁在纽约出版的书中(Money mischief :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也在第二章专门论述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对中国的历史格局的形成和其与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关系。弗翁的确睿智通达,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如若不是那一次疯狂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历史或许有另一种可能。

          而与此同时,1936年,就在中国进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的时候,刘大中先生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国土大量沦陷,处在沦陷区的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与处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已无法达到令行禁止,使得中国的货币政策无非正常执行,中国自法币改革以来实行的官价汇率已无法维持。沦陷区的扩大使得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大中博士在1941年6月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中发文,整理中国的汇率问题,拳拳报国之心可殷。刘大中先生1965年在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的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此书亦是研究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问题的重要著作。刘大中先生是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其学生Robert Engel后来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是后话。

         另外还有张嘉璈先生1958年出版的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张嘉璈先生从1910年代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直至1930年代法币改革时出任中央银行副总裁,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的金融界大佬。其对于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时期的金融制度了如指掌,一直作为主要当事人参与其事。1950年代在洛杉矶Loyola University教书,虽然执掌中国金融业30余年,两袖清风,力行中国的法币改革。在美国仍然清贫如也,因此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资助下,完成了这本比较早的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著作。加之事情大多亲历亲为,是一本非常可信的资料来源。未知张先生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做何感想。一生心血皆付之颓唐,其亲手主导的货币改革失败,那一代的经济学家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说到这里,不免引入下一个话题。

    微臣无力可回天

          1920年代先后有一批在欧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相继回国,不徒为大学讲师,亦参予国事,以全新的经济学理念为这一古老的中国出谋划策。其中杰出的经济学家先后有马寅初、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然而落后的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一些新的富国之论。何廉和方显廷在南开大学建立经济研究所,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何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顾问及财政部次长,又在1941因被政府当作替罪羊而扫地出门。其在自传中愤愤写到,蒋介石之流,脑子里没有任何现代理念可言,蒋只是把他们当作中世纪的幕僚。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式辉等在东北行辕复视行事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而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在1946年和蒋硕杰提出一套先进的国民经济计算办法管理宏观经济,苦于政府忙于战乱,无法付诸实践。真可谓微臣无力可回天,那一代最优秀的经济学人,学不能致用,坐见山河破碎,实在感慨。

    其命维新

          时间流转到2009年的今天,一场自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金融危机卷土重来。西方学界近来多撰文分析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美国货币政策。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1970年大通货膨胀及Bretton Woods体系的崩塌,亦有攻击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息的货币政策,亦有分析美元是如何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过程,从而分析人民币是否有如此可能。现在活跃在经济学最前沿的经济学家,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是在1970年代前后受的经济学教育,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心有余悸,他们是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的见证者,出现通货膨胀式的经济危机是绝无可能的。这一次金融危机只能说是长期以来金融制度的弊病长期积累起来的一次发作,并不至于伤动经骨。正如Barro和Rogoff教授在他们各自的长文中所分析的一样,我们应当从每一次的危机学到新的东西,每一次危机当然有他的不同之处。

          与19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要好很多。我们现代人似乎都无法想象,在那场危机中,由于落后的货币制度,而如此的受制于人,出现如此畸形的经济结构。中国虽然现在俨然一经济大国,然而经济仍然脆弱。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资本项目的控制,经常项目的巨额结余,汇率的升值压力,内需的不足,人民币的弱势地位使得在货币上受制于美元,等等诸多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亦不能独善其身。其中尤其以美国对中国的横加指责和谬指中国人为操纵汇率为可恨,虽然这与70年前的货币危机相比,境况大为改观,但在外汇上受制于人,只能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平衡经济,亦是一种畸形。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魏尚进教授(Shang-Jin Wei)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Frankel, Jeffrey A. 教授2007年5月在NBER的第13100号论文稿中从经常项目占GDP的比例、外汇储存变化和货币的真实估差来分析中国的汇率政策,得出一个很显然的结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完全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和国会的政治压力,而非人民币真的被低估。因为中国自2005年以来,奉行有效汇率,维持一个加权均衡的汇率。虽则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开始浮动以来,对美元汇价一直在上涨,但中国的有效汇率一直都维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水平。与70年前的美国政府有异曲同工之妙,自从2005年以来,迫于美国国内压力和对攻击中国对美国倾销的错误批评,美国财政部一直不遗余力的对人民币施加压力,乐见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一路飙升,加之近来的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广东和江浙一些出口型企业终于不堪其负。由于生产成本攀升,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量的外资撤退。中国长期以来贸易顺差所积累的外汇贮备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亦有通过货币升值,减轻通涨压力。虽然中国外汇储备现在高居世界第一,然而中国在国际货币博弈中力量甚微,并不对世界货币市场产生很大影响。人民币离世界货币还很远。严格的外汇管制导致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世界货币,亦意味着中国在外汇储备上要长期的受制于人。

         然而今天的中国,比70年前的中国将更有信心去应对这一场金融危机。睿智的学人总是能从纷繁的历史法相中道破天机,如Dr. Friedman将美国收购白银法案和中国的历史变革联系起来,此次金融危机所能带给中国的风险和机遇亦只是刚刚拉开历史的帷幕,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比70年前的懊恼和无奈,我们这一代学人更应该有新的命题。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使中国的经济成为一个健康平衡的机体,亦要思考如何在下一轮的国际金融和汇率角局中拔得头筹。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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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你写的真不错,先收藏了!
  • 现在的确是在维新。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变化迅速而巨大着。身有体会。然而,变还是不够,也不彻底。